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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過生日的金大俠 當年做過報社的“字幕組”

今天過生日的金大俠 當年做過報社的“字幕組”

2017年03月10日 14:26:45 瀏覽量: 來源:浙江新聞客戶端 作者:嚴粒粒　徐潔萌

　　青年金庸 浙江省檔案館供圖

　　文壇如江湖。有人不在江湖，江湖卻仍有傳說。

　　既是佳作流芳的武俠小說家，又是創(chuàng)辦《明報》的報業(yè)巨子——今天(3月10日)，是金庸93歲生日。自1972年，武俠名著《鹿鼎記》在香港報刊登完最后一節(jié)，一代武俠大師金庸封筆至今已逾40余年。

　　就在幾天前，以金庸為主題的常設展館“金庸館”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揭幕儀式，并于3月1日起對外開放，通過300多項展品，向觀眾展示金庸武俠小說的創(chuàng)作歷程。與此同時，多年來，金庸劇的翻拍屢成焦點。

　　浙江檔案館館藏有關杭州東南日報社(現(xiàn)浙江日報前身)的全宗檔案，距今已有68年，內有金庸1946年與東南日報社簽下的一份“東南日報社職工保證書”與一份他離開報社時候的“辭呈”。兩份檔案原件，講述了金庸走向文壇的起點，恰從杭州報業(yè)開始。

　　1937年2月1日，位于杭州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新大樓落成。浙江省檔案館供圖

　　四時可愛唯春日，一事能狂便少年

　　大師之成，始于微時。年少時的好學與博覽，為金庸今后叱咤文壇打下了基礎。

　　《東南日報》1927年3月12日創(chuàng)刊，是浙江省有名的大報。杭州解放后，東南日報社被浙江日報社接收。1937年2月1日，在眾安橋邊落成的《東南日報》新大樓巍巍五層，是當時杭州的著名建筑。

　　嚴格來說，1946年11月23日，即金庸與《東南日報》簽下“合同”——“東南日報社職工保證書”之時，是他正式與報業(yè)結緣的日子。

　　金庸本名查良鏞，出生于海寧袁花鎮(zhèn)赫山房。自唐宋以來，查氏即是大族，“查祝許董周”是海寧的五個大姓，查姓居首，查家成為歷久不衰的名門望族。自然，當年家境富裕的金庸家中學習氛圍良好。

　　在衢州讀書時，金庸所在學校要求每天都要寫一篇自擬題目的短文，并由老師批改。金庸的語文成績很好，每次作文課總是第一個交卷，然后獲得最佳評分，惹得大家爭相傳閱。

　　東南日報社職工保證書  浙江省檔案館供圖

　　當時學校設有閱報欄，定有《東南日報》。彼時，《東南日報》在浙江、江西、福建乃至西南擁有十幾萬讀者，陳向平長期主編的副刊“筆壘”與《大公報》的“大公園”副刊被作家秦牧譽為“東西雙星”。即便在偏僻的衢州，擁有文學理想的學生們也被其吸引。

　　1941年9月，《東南日報》“筆壘”頭條一篇《一事能狂便少年》引起了一陣風波，不僅校園沸騰，陳向平也對此嘖嘖稱贊。

　　文章從訓育主任教訓他的一位要好同學的一句話“你真是狂得可以”說起——“‘狂氣’，我以為是一種達于極點的沖動，有時甚至于是‘故意的盲目’……我要這樣武斷地說一句：要成就一件偉大的事業(yè)，帶幾分狂氣是必需的?！蔽恼乱婚_頭，便直截了當?shù)靥嫱瑢W反譏訓話，隨后，通過歷數(shù)法國大革命中有志之士等例子以佐證論點。

　　“四時可愛唯春日，一事能狂便少年”?！兑皇履芸癖闵倌辍房煞Q作金庸“一炮打響”文壇的處女作。當時他也是一位正讀高二的“輕狂少年”。文章刊出后不久，陳向平從金華到鄰近的衢州出差，還專門到石梁鄉(xiāng)下來看望金庸，并與他成為忘年之交。

　　《東南日報》中《一事能狂便少年》。浙江省檔案館供圖

　　君子以文會友，千人中之一人

　　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在“筆壘”上刊出的另一篇妙文《千人中之一人》中，金庸大談他的友誼觀——“‘千人中之一人’的友誼真是人類所得到的最大幸福，你假如能得到，你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?！币蚓夒H會，忘年友人陳向平成了金庸步入報業(yè)的領路人。

　　日本投降后，《東南日報》分出了杭州的“云和版”與上海的“南平版”。陳向平賞識金庸，便將他推薦給杭州《東南日報》總編輯汪遠涵。

　　金庸在報社的第一份工作，用現(xiàn)在的話說，實際更接近于“字幕組”。他自小愛看外國名著，對英文很感興趣，認為從事外交工作或許是報國的好途徑。1943年，他同時報考了西南聯(lián)大、中央大學、西安大學的外文系，后因為經費問題選擇了不收費的中央政治學院外文系。

　　“茲保證查良鏞在貴社任記者兼收英文廣播工作服務旗艦，確能遵守社方一切規(guī)章，聽從調度，謹慎奉公……”根據(jù)這份“東南日報社職工保證書”，正式入職東南日報社后，金庸說是外勤記者，實際上主要負責收聽英語的國際新聞廣播，翻譯、編寫國際新聞稿件。

　　《東南日報》中《千人中之一人》。浙江省檔案館供圖

　　汪遠涵記得，金庸初來編輯部，就憑借優(yōu)秀的英語水平，將美國之音(VOA)、英國廣播公司(BBC)等新聞流暢翻譯記錄，有時還會選擇一些英文報上的短文翻譯備用。那時報館沒有必要的錄音設備，國際新聞稿完全靠直接收聽翻譯后成為報紙新聞來源。一般，金庸都是晚上八點開始工作，一邊將重要關鍵詞記下，然后憑借記憶將收聽到的新聞翻譯成漢語。

　　他的同學余兆文來杭州時，震驚于金庸的工作：“外國電臺廣播，說話那么快，又只說一遍，無法核對，能聽懂就已經很不錯了，你怎么還能逐字逐句把他們直譯下來?”金庸解釋：“一般說來，每段時間，國際上也只有那么幾件大事，又多是有來龍去脈的，有連續(xù)性。必要時，寫下有關的時間、地點、人名、數(shù)字，再注意聽聽有什么新的發(fā)展，總是八九不離十，不會有太大差錯。”

　　雖金庸在《東南日報》工作時間不過約一年光景，但純正的友誼不為時間所桎梏。由于手腳快，工作質量又好，汪遠涵對他的印象很好，認為他行文流利，下筆似不假思索。

　　文人相親、文人相敬、文人相補、文人相助。文人的友誼建立不易，卻總是純粹。所以，只不過因為金汪兩人曾同在杭州天香樓喝陳年花雕，以魚佐酒，然四十年后，金庸在香港給汪遠涵寫的信中還掛念：“記得吾公喜食鰣魚，鰣魚初上市時，輒先嘗鮮?，F(xiàn)在香港食此魚時，每每憶及?！?/p>

　　文章應和時而著，人怎可比黃花瘦

　　特殊時期，文人可以將筆桿執(zhí)成槍桿。學生不可上戰(zhàn)場，但可以以文表態(tài)。

　　金庸的兒時記憶里，有一堂淚水橫流的歷史課烙印深深——當時，歷史老師正在講有關鴉片戰(zhàn)爭的內容。當講到朝廷如何糊涂無能，無數(shù)兵將英勇抗敵，但最終因槍炮軍艦不及英國而慘遭殺害時，老師突然情緒激動，掩面而哭。金庸和同學們也跟著哭泣。

　　金庸恰恰生逢亂世。

　　《東南日報》中《人比黃花瘦———讀李清照詞偶感》。浙江省檔案館供圖

　　20世紀20年代，軍閥混戰(zhàn)連綿。1936年，金庸小學畢業(yè)考入嘉興中學。同年，盧溝橋事變爆發(fā)，抗日戰(zhàn)爭開始。動蕩亂世中，再也沒有一處可得從容與寧靜——地近前線的海寧再也放不下平靜的書桌。

　　危難之際，11月11日，嘉興中學校長張印通帶領師生南遷。隆冬中的流亡之途，沒有教師，沒有課本，沒有學習用品，學生就坐在樹陰、屋檐下，老師憑著一塊很小的黑板上課。全體師生吃山芋，睡泥地，風餐露宿，日行千里，終于在12月下旬抵達麗水。

　　此后，隨著抗戰(zhàn)烽火的愈燃愈烈，金庸在細菌戰(zhàn)中遭遇鼠疫等經歷不一一列舉。

　　戰(zhàn)爭，給金庸帶來了極大的痛苦。他曾回憶：“我家庭本來是相當富裕的，但住宅給日軍燒光。母親和我最親愛的弟弟都在戰(zhàn)爭中死亡。我中學時代的正規(guī)學習一再因戰(zhàn)爭而中斷……”

　　文章合為時而著。在這種背景下，1941年12月7日，金庸在“筆壘”中《人比黃花瘦———讀李清照詞偶感》一文，提出了自己對“人比黃花瘦”這一名句的獨特看法和聯(lián)想。  

　　金庸對南宋詞人李清照的名句，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解讀：“李清照以‘人比黃花瘦’為得意……我是對現(xiàn)代一切吟風弄月，缺乏戰(zhàn)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議。我控訴那種自我憐惜的心理?！苯鹩拐J為，大敵當前，不應成為弱不禁風的懦夫，而要像勇士一樣堅強，能挺立在暴風雨中。在當時抗戰(zhàn)的大背景下，金庸提出這種觀點，無疑對振作國人的精神和信心是大有裨益的。

　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。1945年8月10日，無線電波傳來消息——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，宣布無條件投降。1947年10月6日，在報社工作近一年的金庸也提交了辭呈：“至社工作將近一年，深感本身學識能力甚為不足，故工作殊乏成績?，F(xiàn)擬至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兩年，懇請準予賜請長假，俾得求學之機會而將來回社服務可稍能勝任也……”

　　東南日報查良鏞辭職報告。浙江省檔案館供圖

　　離開杭州后，金庸獲得了作為《大公報》記者赴港工作的機會，之后先后創(chuàng)辦《明報》《明報月刊》《明報周刊》《新明日報》等，大獲成功。其中，精彩社論與武俠小說連載成為《明報》立足業(yè)界的重要支柱。

　　從浙江到香港，金庸的中國立場、中國情結從未改變。他寫了30多年的社論，其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，使得他在中國新聞評論發(fā)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　　《東南日報》《明報》《大公報》……遙想過去那些大大小小的新聞堡壘，承載了多少如金庸一般文人的發(fā)自肺腑、振聾發(fā)聵的心聲。論金庸，我們從一個報人成長，看到那個大時代里走過的一代人，所擁有的思考。

　　記者手記：

　　輿論陣地，言而無文行不遠

　　從來沒有一個武俠小說家寫小說是為了維持一份報紙，也從來沒有一個報人的政論文章能成就一個商業(yè)夢想。以媒體人的身份，“良知的燈塔”或許比“文壇俠圣”更合適金庸。

　　中國百年報業(yè)在民國時期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。金庸是《明報》的總編輯，張季鸞是《大公報》的總編輯，都是代表本報發(fā)表社論的主筆。當時，用輿論權威來形容兩家報紙不為過。

　　“我們都是職業(yè)報人，毫無政治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。就是不求權，不求財，并且不求名。只求言論獨立，良心泰然?！痹趶埣钧[主持下，《大公報》成為當時中國最好的報紙之一。同時，也有論者總結《明報》的報業(yè)精神有“高舉儒家思想”“強烈的民族意識”等。

　　在1931年5月《大公報》的一萬號紀念刊中，胡適撰文點評其成功“不過是因為他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：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，第二是發(fā)表負責任的評論?！睂嵤虑笫堑脑u論非常準確地抓住了《大公報》的命脈，也似寄語現(xiàn)如今信息泛濫，頭緒繁多，魚龍混雜的媒體時代。

　　言而無文，行之不遠。胡適對《大公報》的點評，放到今天媒體圈仍是中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