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“浙學”淵源看浙江精神

2019年09月06日 09:58:01 來源: 浙江新聞客戶端作者: 張宏敏

　　在浙江經濟社會快速發(fā)展的進程中，有一種力量——浙江精神，始終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脈里，形成了綿延不絕的文化基因，而這一文化基因無疑涵養(yǎng)于源遠流長的浙江學術思想——“浙學”。在新的歷史時期，發(fā)揚以“民本、求實、批判、兼容、創(chuàng)新”為要義的“浙學”基本精神，審視并梳理浙江精神的“浙學”淵源，對于傳承好、發(fā)展好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，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與時代意義。

　　“以民為本”的政治觀

　　“以民為本”的政治觀要求施政者以人為本、勤政愛民、保民利民。歷史上的“浙學”家大都信奉儒家傳統(tǒng)文化，“仁者愛人”“民本仁政”的觀點深深扎根于他們的內心。例如,萬斯大在《周官辨非·天官》中云：“圣人之治天下，利民之事，絲發(fā)必興；厲民之事，毫末必去。”意思是說，儒家圣人治理天下所用之道，但凡于民有利之事，一絲一發(fā)也要推行；而于民有害之事，一毫一末也要革除。

　　當前，我省各級黨政機關順應新時代的發(fā)展要求、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，推進“互聯(lián)網+政務服務”，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開展“服務企業(yè)服務群眾服務基層”活動，讓人民群眾共享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實惠與成果，種種惠民利民政策，都是對歷史上“浙學”家倡導的“明德親民”“利民之事，絲發(fā)必興”的傳統(tǒng)政治觀的繼承與發(fā)展。

　　“工商皆本”的經濟觀

　　“農本商末”是中國傳統(tǒng)經濟思想的主調，而“重農抑商”的經濟政策則一直是歷朝歷代的治國之策。歷史上浙江的思想家則反其道而行之，肯定商品交換與商業(yè)活動在社會財富積累中的重要性與正當性。例如，黃宗羲在《明夷待訪錄》中破天荒地提出了“工商皆本”的經濟觀：“世儒不察，以工商為末，妄議抑之。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來，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，蓋皆本也?！笨隙斯ど虡I(yè)在社會財富增值過程中的重要作用。

　　梳理歷史上浙江思想家的經濟思想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改革開放40多年來浙江民營經濟之所以發(fā)展迅猛，無疑受到了“浙學”中一貫堅持的“農末兼營”“工商皆本”經濟觀的深刻影響。

　　“崇義養(yǎng)利”的價值觀

　　“義”注重全局、整體利益與道德訴求，“利”則考慮個體利益與自由追求。先秦儒家的“義利之辨”明確主張“義利合一”“公私兼顧”的價值取向。漢儒董仲舒則把儒家的義利觀演變成“道義為上”的“絕對利他主義”。南宋思想家、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，對其觀點提出批評：“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，故道義光明。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，既無功利，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；然舉者不能勝，行者不能至，而反以為詬于天下矣?！痹谌~適這里，先秦儒家提倡的“義利合一”主張得以“正名”。

　　改革開放40多年來，浙江經濟發(fā)展迅速，社會和諧穩(wěn)定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更加充實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續(xù)，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浙江人推崇的“崇義養(yǎng)利”“義利雙行”的價值觀有直接關聯(lián)。浙江人的世界觀中以社會公平正義為主旋律，浙江人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面對公與私、義與利的矛盾沖突時，既講求個人利益，又講求集體利益、國家利益；既有合理的個體利益訴求，也有無私的奉獻精神。

　　“和合兼容”的文化觀

　　浙江文化源遠流長、燦爛輝煌，也與“浙學”一貫提倡的“和合兼容”的理念有密切關系。以天臺山“和合文化”為例，因為有寒山、拾得“和合二圣”的存在，使得儒釋道三教共處于天臺山，互融共促，造就了以“和合圓融”為核心理念的“和合文化”。

　　浙江精神中的“和諧”“開放”“圖強”，無疑是對“浙學”中“和合圓融”“兼容并包”文化觀的傳承與弘揚。今天，“無浙不成商”“無浙不成市”成為獨特的浙江現(xiàn)象，浙江人尤其是浙江商人遍布全國乃至全世界。2016年9月，G20杭州峰會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浙江，把浙江帶到了國際化新高度。2018年1月，從義烏發(fā)出的“中歐班列”橫跨歐亞大陸，聯(lián)接起不同國家和地區(qū)的貿易，成為互聯(lián)網、物流、民心相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互鑒的寫照。

　　“求真務實”的實踐觀

　　“實”之一字，可謂浙江精神的一以貫之之道。“實學”也是“浙學”的代名詞，在觀念意義上，王充以“實事疾妄”作為學術宗旨，王陽明推崇“事上磨練”的為學工夫。在自然科學領域，沈括的《夢溪筆談》遍及天文、數(shù)學、化學、生物、冶金等各方面，體現(xiàn)了我國古代自然科學的輝煌成就。在中國思想史上，浙江學者更是“明清之際實學思潮”形成的重要推手，張履祥以“治生”為目的的“經濟之學”，陸隴其“求之虛不若求之實”“實行必由乎實學”的言論，皆是“明清之際實學思潮”的經典之論。

　　“浙學”中不僅有豐富的實學理論，還不乏實學、實干的踐行者。例如，“忠心義烈，與日月爭光”的于謙，“終明之世，文臣用兵制勝，未有如守仁者也”的王陽明，“鑒湖女俠”秋瑾，“有學問的革命家”章太炎，他們皆是歷史上浙江兒女中“實干家”的典范。

　　簡而言之，“實學”就是浙江精神的哲學基礎。秉持“求真務實、誠信和諧、開放圖強”的浙江精神，踐行“干在實處永無止境，走在前列要謀新篇，永立潮頭方顯擔當”的新期望，需要繼續(xù)堅持“求真務實”，傳承與弘揚歷史上“浙學”家崇尚事功、追求真理的“求是精神”。

　　“勇于擔當”的事業(yè)觀

　　大禹治水“三過家門而不入”；王陽明在寧王朱宸濠發(fā)動叛亂之后，“以萬余烏合之兵，而破強寇（寧王）十萬之眾”；馬寅初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嚴肅的科學態(tài)度提出“新人口論”，充分論證了控制人口增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。浙江人無論是從事日常勞作，還是進行思想創(chuàng)作，或是建功立業(yè)，均有一種勇于擔當、矢志有為的精氣神。

　　一艘小船誕生了一個大黨。中共一大在嘉興南湖閉幕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，而這離不開浙籍共產黨人和浙江人民的鼎力支持。此后，在革命、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，處處可見浙江人的身影。作為中國革命精神之源，紅船精神的第一條就是“開天辟地、敢為人先的首創(chuàng)精神”，充分彰顯了紅船精神與浙江精神本質上的相通。

　　新時代，浙江要在實現(xiàn)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再謀新篇、再立新功，就要繼續(xù)發(fā)揚敢為人先的創(chuàng)業(yè)創(chuàng)新精神，敢于負責、勇于擔當，干出勇立潮頭的新氣勢，開辟改革發(fā)展的新境界。

　　“萬物一體”的生態(tài)觀

　　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，浙江先民早有“人我共生、天人合一”的情懷。例如，王陽明提出的“萬物一體”說所蘊含的人與自然、人與社會的一體同在、和諧共存的思想，可以為我們有效解決生態(tài)危機、實現(xiàn)人類社會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提供重要的學術資源與理論啟示。

　　2005年8月，習近平同志考察安吉余村，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。如今，“兩山”理念已然成為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指南。2017年1月，習近平總書記在日內瓦發(fā)表演講，深刻闡述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“中國方案”，為思考人類未來提供了全新的視角，為推動世界和平發(fā)展給出了一個理性可行的行動方案。

　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，無疑汲取了儒家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“人我共生、天人合一”情懷的養(yǎng)分；而“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”的“中國方案”，則是對傳統(tǒng)儒學中“萬物一體之仁”“以天地萬物為一體”理念的創(chuàng)造性轉化與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。

　　浙江精神一方面源于浙江深厚的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，另一方面則源于改革開放的生動實踐，是浙江歷史文化從傳統(tǒng)到現(xiàn)代轉型的創(chuàng)造性轉化與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。新時代、新征程，在加快推進“兩個高水平”建設的今天，只有大力弘揚浙江精神，才能進一步開拓未來，奮力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浙江篇章。

　　【作者單位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】

責任編輯：鄒姍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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